第一百零六章节：详述东林党争事，天下文官

第四部：南京血泪

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立太子的事，却在党派的明争暗斗之中成为了一场政治阴谋的“屠杀”和“陷害”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！

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，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"东林党"的时候，另一批官僚，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"党"，它们是:山东人的齐党，湖北人的楚党，安徽宣城人的宣党，江苏昆山人的昆党，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。浙党首领沈一贯、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。他们在当权期间，依附皇室、勋戚，交结宦官，不断排斥官员;齐、楚、浙、宣、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。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，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，于是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“党争”。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，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(神宗长子)为皇太子这条主线，在"梃击案"、"红丸案"、"移宫案"三案中激烈争斗，其间，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。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，通过讲学、论辩、研讨、撰文、出书，对王阳明"心学"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、空、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，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。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，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，但其不论在内容上、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、实用性较强，强调从实际出发，注重讲实学，办实事，有实用，求实益。这一点 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、规章制度、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、方法，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，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。诸如:《东林书院会约仪式》第一条强调，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，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。第三条规定，举行会讲时，主持会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，根据实际需要，由不同学者担任;第四 条规定，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即"四书"中的一段内容，然后大家"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"。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，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。开放言路，反对宦官干政，反对矿税，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。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，商人、作坊主、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，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，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。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。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，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。如赵楠星说:"士农工商，生人之本业。"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、商税繁多，要求执政者"爱商恤民，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(指贩运)"。可是从万历二十四年起，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。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、税使，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。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:宦官出领矿、税，为民祸害。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、税使。同年，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:这些矿监、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，富人也蒙受其害，这样下去，势必激起大乱。李三才反对矿监、税使的言行，在当时影响最大。他于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。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，有好几个矿监、税使，残害百姓。李三才于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，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、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。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，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，罪大的则加以捕杀，打击了陈增的气焰。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，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，终于伏法，远近大快。史书上说，李三才"以折税监得民心"。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，他经报请朝廷获准，对灾民加以赈济，还免除了应纳的"马价"(一种苛税的名目)，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，声望日隆，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。齐、楚、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，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。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，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。由于一再受到攻讦，万历三十九年初三月，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。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。